懷抱赤子之心的陳建仁，
平常給人的感覺就是笑口常開、親合力十足，
此番臨危受命、站上前線對抗SARS，
在壓力紛至、恐慌蔓延的情況下，
他如何冷靜以對、控制全局？
從中，他又是如何看待人性的價值？
陳建仁對《大家健康》的讀者而言並不陌生，他曾是雜誌專欄的主筆之一，讀者可從他的文章當中，吸收到最新的醫學新知及保健常識。這樣一位才能兼備的學者，原本就賦有擔負重責大任的能力，他獲擢拔出任衛生署長，相信熟知他的讀者不會覺得意外。
雖然過去有合作的經驗，也深知陳署長非常平易近人，可是從學者到政務官，多少還是有今非昔比的感覺，「見官」的壓力仍然存在於採訪同仁的身上，而今天的重頭戲，除了署長的專訪外，特別安排了署長的台大公衛所同窗，也是董氏基金會執行長葉金川與其會面，兩大深具影響力的公衛人物對談，精采的內容絕對讓讀者為之引頸企盼。
採訪當天下午，突然來了場午後大雷雨，雨勢磅礡地下著，雷聲轟然作響，不僅阻斷了行車的視線，松山機場也暫時關閉，也讓葉金川執行長從台中北上的班機，遲遲不能起飛，使得兩人的會面被迫延期，只好讓讀者再多期待一些時日。
經過了這個小插曲，總編輯葉雅馨仍依約訪談，除了感受到署長的健談，當下也覺得當他的學生應該蠻幸福的，因為，他的親和力真的讓我們體驗到「如沐春風」的感受。
以下的訪談並非陳建仁和《大家健康》的第一類接觸；不過，確實是陳「署長」和讀者第一次深入的對話，讀者也許還可以在字裡行間發掘陳署長和往常有哪些異同呢。
問：您曾經提及「對抗SARS，要用愛與和平」，為何您有這樣的看法呢？其次，對抗SARS還需要哪些條件？
答：人類在對抗SARS時，面臨到幾個極大的心理恐慌，SARS是一個未知的敵人，它的感染力、致死率很高，大家都很怕。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要有平安的心，以天主教徒而言，那就是一個平安、寧靜的感覺，在照顧SARS病患時很重要。
民眾在防治SARS時都戴起口罩，彼此隔闔，人與人之間的關心愈來愈少，造成社會的疏離感，這對SARS的防治是不好的，疏離感愈嚴重時，病患愈要躲藏，在過程中，我們發現人性的掙扎很利害。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很多人很快地拋開心理的恐慌投入第一線，像葉金川就是很好的例子，還有張上淳、何美鄉、許國雄…，他們都有很強烈的使命感，不希望別人得到SARS，這種情操就是大愛。對抗SARS，心裡要很寧靜、有勇氣去愛別人，在這過程中，和平與愛就是醫事人員最需要的特質。
第二，要有新的科學知識，當我們愈了解SARS病毒的特質，就更知道如何預防。抗煞就是一個學習愛別人、學習科學的過程，這些層面並不容易，需要高度智慧才能作得很好。
第三，態度要誠實、資訊要透明，北京遲遲未從旅遊警示區除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誠實、不透明，造成防SARS很大的傷害。台灣大部分的院內感染也是因此而來，最後還不得不去看健保卡、IC卡，推測病患在哪家醫院看過病，造成人與人之間嚴重地缺乏互信。
我認為，苦難必定有它的好處，苦難的好處就是讓我們去反省，在面對更大的苦難時，知道怎麼去應對；未來，面對更多棘手的疾病，準備好怎麼去應對。
問：我們事後來看和平事件，印象中的畫面很負面，像是醫師落跑、護士不肯照顧病患、甚至於有人自殺…，從衛生署的角度或您所知的更多資訊，有沒有人性光明的一面？
答：世界上任何事情原本就是多面向的，固然有一些人想逃出來，可是，還有更多的人盡忠職守地留在醫院裡，我看到許多受到感染的醫事人員，後來還是願意站在第一線照顧病患，所以有比較多的感受。
原本也不是很能體會為什麼有些人要放棄自己的崗位，但是最近我看到比較多的外國資料，也和加拿大、新加坡、香港的相關人士交流，才知道原來他們也有醫事人員感到恐慌、想要逃避職責等現象。
和平醫院裡面的醫事人員、病患人數都很多，只要有10％的人表現出害怕的情緒，看起來就好像一大群人都在怕，我們忽略了還有80、90％的人仍堅守崗位、盡忠職守。
我後來分析和平事件為何給外人那麼多負面的評價，才發現媒體是一個重要因素，媒體人為了發掘事實，扮演好第四權的角色，正、反面新聞都要報導，可是媒體的醫學知識不完備，更有一些報導是主觀判斷的結果，並非客觀的事實。
醫師在當時對疾病的病因、療程不了解，加上媒體報導篇幅很大，缺乏客觀證據，因此造成比較多負面的影響，媒體報導的問題通常是冰山一角，屬於比較極端的素材，即使是平衡報導，也是強調特別壞或特別好的人，並沒有報導到那群最眾數的人。我後來發現很多和平的醫事人員都在投入，葉金川看得很清楚；外面也有不少熱心的人，像一些宗教團體、義工…等，有一位公車司機怕家人知道，但還是冒著危難載病患到隔離地。其實，深入去看，好人還是比較多的。
問：我們想問關於您個人的問題，您在抗SARS這段時間和以前在學術界相較，看起來比較嚴肅，以您的實際感受來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答：我剛開始接受任命，加入對抗SARS的行列，確實因為非常擔心台灣的疫情能不能控制，心理上的壓力很大；直到我們從旅遊警示區除名之後才比較開心。最早的階段，就是在加入專家委員會時，看到感染人數一直上升，我每天只睡5、6個小時，回到家還要上網瀏覽世界衛生組織、各國的網站，去看最新的資訊，我這輩子還沒上網上得這麼認真，看完之後，發覺自己不懂的地方還蠻多的。當你不是很懂的時候，還要回答人家問你：「怎麼辦？」，坦白講，壓力真的很大。我這個人碰到沒有把握的事要我去講，真的很困難。
後來科學家抽絲剝繭，對SARS比較了解，也有更多的人加入；而且也控制得不錯，就愈來愈有信心。我認為SARS帶給醫療人員、帶給流行病學家一堂從來沒有上過的課，這堂課告訴我們：「科學還是有希望，醫學的研究還是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
問：您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最挫折、低潮的時候，會否祈禱？通常會唸哪一段經文？
答：在最困難的那段時間內，必需要保持冷靜的心情，才能讀書、找資料、和別人討論，如果處於毛躁、很緊張的狀態，大概就頭腦空空，根本沒辦法作事。所以，在那段時間祈禱特別懇切，宗教帶給我沉澱、溫暖的力量。
剛接署長時，最常唸的是聖詠《上主是我的牧者》中的一段話：「縱使我走過死蔭的幽谷，我也不怕兇險，因為上主與我同在，在我敵人面前，祂為我準備宴席，祂在我的頭上」。
問：公共衛生是您的專業，SARS帶給公衛人什麼樣的啟示？
答：SARS讓公衛人覺得「哇！公共衛生的確有其價值，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SARS無法早期發現、沒有藥、疫苗，能夠作的只是和14世紀一樣，「隔離、檢疫」，然後跟我們小學時所唱的十大信條一樣「洗手、帶口罩」，回到最傳統的個人衛生習慣，也讓我們深刻地去反省：在整個醫療體制很發達的情況下，是否已經把公共衛生最傳統的東西忘掉了？
很多醫師本以為只要會診斷、開藥、治病就夠了，碰到SARS卻完全被打敗了，因為沒有藥、不會作診斷、也不知道怎麼預防。在這個時候，流行病學的知識就派上用場了。公共衛生就是透過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促進一群人的健康狀況。
問：您在年輕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未來要從事什麼行業？
答：我在當學生、大約是和阿川（葉金川）一起唸碩士班時，就已經決定要當研究人員，而且我喜歡教書，在當時就有這樣的志願。可是，我並不想研究傳染病，我對癌症、慢性病比較有興趣。但是，老師在教的時候，傳統的傳染病分量比慢性病多。
與流行病學的機緣
我在年輕的時候寫了一本流行病學的書，到現在都還很暢銷，裡面寫很多傳染病，那時傳染病已快沒落，想不到愛滋、退伍軍人症陸續發生，到20世紀末，另出現許多人畜共通的疾病及新興傳染病，我才重新想要研究流行病學，針對一個未知的疾病去作探討、找病因。現在碰到SARS就完全派上用場，只是在唸書的時候沒有想到有一天是在這種情況下發揮所學。
我雖然確定想走研究的路，但是研究的主題常常在變，曾經作過：雙胞胎研究、烏腳病、病毒與癌症的關係…。也許是因為我喜歡看偵探小說，流行病學的過程有點像以前的福爾摩斯、亞森羅蘋，或是現在的名偵探柯男，一步一步地去找原因，那種推理的過程很有趣。我也好久沒研究傳染病了，這只能說是一個機緣，既沒想到會來作SARS的研究，更沒想到會來當署長。
問：在就任短短的日子裡，是不是覺得台灣存有官場文化，您用什麼方式處理？
答：現在我還沒有感受到太多官場文化的壓力，因為SARS讓我不必花太多時間應酬、與立法委員互動，頂多就是有些立委還不是很了解SARS，我就把所知道的說給他們聽，目前正好休會，所以，我剛好趁機可以好多些準備。
四大金剛 鼎力相助
但是，9月以後，我的挑戰會在全民健保、醫療體制、國民健康、藥物食品管制…。我找了四位專家幫我看還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葉金川負責全民健保、謝火生負責醫療制度、王榮德負責疾病管制局和國民健康局、黃復源負責藥物食品管理，我稱他們為四大金剛。
因為SARS的經驗，我們現在也把公共衛生和防恐戰爭、生物戰結合起來，如何建立全民動員的體系是很重要的課題。美國在911事件之後，已經把公共衛生和國家安全體制結合起來，升級為「國土安全部」。因應這樣的潮流，衛生體系的再造、醫療體系的革新都是免不了的，相信有四大金剛鼎力相助，可以在立法院開議之前，檢討出比較具體的改進方案。
問：衛生署公佈的國人十大死因中，自殺率的升高特別明顯，有何因應之道？衛生署會特別注意心理衛生的問題嗎？
答：我們一直在考慮：應該讓精神醫療體系和心理衛生體系如何在醫政處有一個比較好的區隔，成立一個局所，或是置於國健局之下？這部分真的太重要，憂鬱症、自殺、創傷後症候群….愈來愈多，要改善的話需要透過病患、醫師、一般民眾的教育，目前都不算是作得很好。
醫療體系應包含生理的和心理的疾病體系，未來如果變成衛生及社會安全部的話，就會包括社會的疾病。什麼叫作健康？就是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健康。
問：憂鬱症每年增加的速度很快，署長有沒有比較緊急的措施？
答：我想可以分三個層級來看：
1.一般民眾的心理衛生教育，民眾的衛生教育原本就很弱，尤其是心理衛生教育。
2.心理、精神醫事人員的培訓。這方面的人員不夠，除了臨床心理師，其他如心理諮商專家、學校的醫護人員都很欠缺，並非要他們成為心理師，但要具備基本知識，像校醫、校護，就應該要有心理諮商的技巧，了解如何轉介。還有家醫科醫師也是，他們對生理的部分很熟悉，但對心理方面很不熟悉，有可能把身心障礙症當作高血壓醫治，因此，醫事人員的再訓練也很重要。
3.精神照顧，健保應如何給付，心理諮商應給付多少錢？健保體制應該要有精神照顧的部分，21世紀的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同等重要，這是衛生署非常需要努力的方向。
問：您的睡功好不好？會不會失眠？
答：最近很忙，沒什麼時間睡，難得有時間睡就睡個過癮。如果我有很多時間睡，入睡還是要花點時間。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每天運動半小時，弄得滿身大汗，一定很好睡。如果心情不平靜，祈禱可以讓心情平靜下來。如果還是睡不著，那就看書，也是催眠的好方法。
問：以前你是學者，現在是署長，大家敢跟你說實話嗎？
答：這正是我現在要努力去做的方向，我的部屬不應該都聽我的，像現在某個局、處、室要開記者會，主管自己要去講，不是署長去講，我不喜歡上電視、上鏡頭。
我希望我的同事不要認為陳建仁是萬能的，我來之後有一個新的做法：行政院會之後，有新的任務要做，或是想到新的任務要做時，就會找副署長、主任秘書、技正、參事…等六位高階主管開會。我們7個人像朋友一樣，拿一塊白板，希望決策是高階主管集思廣益之後訂下來的，而不是陳建仁訂下來的。一個文官體制是讓每個文官都有擔當，我希望透過這樣的領導，使得同事敢講真話。
問：您在大學是不是有創立了慈幼社？對公益是什麼看法？
答：我在大學花蠻多時間在社團上，像登山社、慈幼社。雖然我是唸動物系，可是對社會福利非常有興趣，所以才會積極參與慈幼社。那時候，是到孤兒院、育幼院，幫女孩子抓頭虱、陪男孩子打球，週一到週五輪流陪他們溫習功課。
動物系畢業後，考上公共衛生研究所，原本希望專研醫療福利，可是，那時老師的重心還是比較偏向傳統疾病和衛生行政，我對衛生行政不太有興趣，而葉金川就唸得特別好。為公益付出只是一種個人興趣，不過後來在慈幼社認識了我的太太、當時念經濟系的羅鳳蘋，這是附加的價值，絕不是參加慈幼社的本意。
問：能不能談談您和夫人的相處模式？
答：我是說話很直的人，我說她很漂亮，她就是真的很漂亮（大笑）。我跟我太太說：「妳應該嫁給流行病學家，因為他們喜歡追蹤好久的人，最好是追蹤30年（大笑）。夫妻之間的婚姻生活是需要營造、彼此適應，為什麼老夫老妻看起來長得很像，連動作都很像，就是互相適應、互相影響的結果。我太太以前不大會哈哈大笑的，現在她也和我一樣會笑得很大聲。
問：您的一生中有沒有大的挫折，挫折在您的人生中有什麼意義？
答：我的一生中挫折還不少，我大學畢業那一年投考台大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因為有機化學成績未達標準而落榜。預官退伍後，連續考了4次公費留考，才得以如願以償，赴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接二連三的失敗，使我認清自己的弱點、缺失和不足，使我更知道努力衝刺的方向和方法。我在第三次公費留考失敗後，編寫了台灣第一本中文的《流行病學》，一個初生之犢的碩士班畢業生，能夠完成這本書，實在是失敗累積的潛力所爆發而成。
我在35歲成為台大醫學院最年青的教授，37歲擔任中央研究院的合聘研究員時，已經得過兩次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但是洋洋得意的我，卻在中研院的研究員評鑑受到極大的傷害，來自外國的9位評審委員給了我當頭棒喝，他們批評我「若要成為國際級的學者，還有一段遙遠的路要走。」那時候在台灣我已經算是很好的學者，但是，用世界一流的標準看，就還有待努力。善意的批判使我日夜難安，在痛定思痛之餘，我申請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獎助，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研究分子流行病學，終於使得我的研究團隊有新的方向和動力。
一個人可能讓挫折把你打敗，或是讓挫折成為踏腳石，還好我有不服輸的個性，我覺得年輕人要能接受挫折，這是人生的踏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