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講求成本效益的李龍騰，曾經成功照顧好台北縣368萬人的健康，一年多前他來到了衛生署，希望讓更多人的健康得到保障，這是公衛人的責任，也是他的挑戰。
公衛人的心，總是讓人感覺格外誠懇與樸實，走進衛生署副署長室，見到副署長李龍騰親切的招呼與笑容，彷彿憶起這是哪位老街芳鄰的熟稔問候。採訪的過程中，時而關懷民眾，時而仗義執言，時而感嘆環境的變遷， 2個小時的訪談，在總編輯葉雅馨訪問李龍騰副署長的過程中，可以驗證面對人生中的重大抉擇時，其實是能夠做到平心以待，以大愛的胸懷、堅毅的信念，逐步落實自我的理想。
問：接任副署長，以你公衛的專業領域而言，你最想挑戰的是什麼？到目前，哪一項政績讓你最有成就感？
答：首先，我認為公共衛生本身就涵蓋醫療，把公共衛生做好的話，民眾的健康才真正獲得保障，這樣的認知，對於在醫科當老師，或是醫師、外面的開業醫…，恐怕都沒有那麼深刻的體認。
我很想把過去10年的經驗融入到署裡面，讓各局處都知道政策是怎麼制訂？行政是怎麼執行？讓直的、橫的聯繫和溝通都可以做得很好，我的理念是1.讓民眾就醫品質和健康都更有保障，2.醫事人員都能獲得合理的報酬。現在每個人都在抱怨錢太少，應該透過機制的運做，讓醫療專業人員都得到合理的給付，都有信心覺得本身的工作有榮譽感，值得人家尊重…，當然，這些都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做出來的，一定要和一級主管溝通，把方案給他們，讓他們思考問題在哪裡。
從我到署裡至今一年兩個月，發現同仁已經了解，而且已經訂好計畫、逐步實施。這些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事，和過去不一樣的是，以前同仁不覺得「我是被尊重的」、「我做事有成就感」，在署長領導下及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已經讓大家愈來愈尊重我們，也愈來愈有成就感。如果這也稱得上是政績的話，那可以很肯定的說，我和同仁的互動，比起剛來的時候要好很多。
問：你和同仁之間的互動，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答：我剛來的時候，正好是sars流行期間，記得有一次討論到在機場量體溫的事，同仁跟我說：「No，做不到。」我跟他說：「如果是我在當北縣衛生局長期間，你是這樣回答，蘇貞昌縣長會叫你出去，因為他喜歡聽成功的方法，不喜歡聽失敗的理由，我現在告訴你成功的方法，現在是11點半，我下午3點要驗收（我請媒體4點才去拍，那時候已經上軌道），其實，你會做，也懂得怎麼做，只是你有點害怕。」幾次經驗下來，每一個局處室的人慢慢地知道，我不是在罵人，是在告訴你方法，我是在帶領同仁做事的方法，不是在管理人。
問：領導統馭的能力是擔任衛生所主任期間磨練出來的嗎？
答：應該說是我從台大住院醫師訓練完了之後，就去雙溪鄉當衛生所主任（1983年10月～1987年6月），我沒有行政經驗，那時候我把家庭全部搬到雙溪去，準備全力以赴，早上7點我打開衛生所的門就開始看門診，掛號、看病、打針、拿藥、結帳…都是由我一個人全包。剛開始時，我的同仁8點半會到已經不錯了，慢慢地，他們會覺得不能讓主任那麼累，所以，會提前在8點、甚至7點50分就到。下班也是，以前都是4點30分、40分就差不多跑光光，但我看門診可能看到晚上6、7點，同仁後來也會待到比較晚。
蟯蟲防治也是一個例子。剛到雙溪的時候，看到報表上的感染率每年都是2％，主管的同仁覺得「沒有退步，就是進步」，沒有關注這件事，我看了報表覺得很奇怪，因為包括我的小孩在內都有蟯蟲，就找了一所學校檢查，發現高達47％的學童有一種以上的感染，承辦人員辯稱：「那不是我的錯」，我跟他說：「我知道，我沒有罵你，而是要想辦法。」後來，我就做了3年蟯蟲防治計畫，感染率降到0，而且發現不能只吃一次藥，那篇文章76年發表在中華民國公共衛生醫學會雜誌上，77年之後，再也沒有人會說治療蟯蟲是一次有效的。後來過了10多年，我去台北縣當衛生局長（1999年10月～2003年1月）時，台北市的感染率是4％，全台北縣約8～10％，雙溪那麼落後的地方才3.5％，當時，台北縣包括檢查費、治療費全部加起來，一年要花7千萬元，我就很直接地說：「為什麼國家要花這種不應該花的錢？」我就決定不做檢查，全縣總計30多萬小朋友都吃藥，一顆藥0.6元，一人吃2顆，全部花費不過40萬元，而且，感染率從8.5％降到0.15％，直到現在還是這個數字。
問：以前的醫病關係，和時下醫學系學生的觀念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答：我有兩個小孩，一個是北醫牙醫系5年級，一個是中國醫藥學院物理治療系3年級，每週六陪他們看電影的時候，在互動中就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有很大的gap，我覺得走醫師這個行業是在助人，像我現在每週六早上6點半就到台大看門診，因為我是醫師，天職是要解除人家的病痛，而看門診就是解除病痛最直接、迅速、有效的方法。現在的學生卻比較關心做哪一科比較容易賺錢、比較沒有危險，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錯，而是醫政單位沒有好好訓練他們，讓他們願意幫助病人，知道這樣做是有榮譽感的，也讓他們知道這樣做是有代價的。
問：對內要帶領署內官員，對外要應付立委、媒體，自嘲是心直口快的人，工作上最讓你困擾的是什麼？你的對策又是什麼？
答：從去年就任以來，我最大的感觸是，中央和地方的媒體差很多。記得我在台北縣當局長期間，媒體朋友常常到我辦公室聊天、話家常，隔天寫出來的報導和我說的話完全相同。到署裡之後，有一次為了鼓勵民眾踴躍通報sars，訂出5000元的通報獎金，當天晚報登出來，就寫「通報獎金五千元，白色恐怖」，我講話的目的在於溝通，可是媒體似乎有意醜化，弄到後來花了一億元買廣告宣導。這一年多以來，我覺得做得還算差強人意，如果有錯的話就道歉，做錯的原因有很多，上下之間沒有溝通好，和民眾、媒體沒溝通好，或是媒體的宣傳不夠，導致政策推動得不夠順暢…，不論原因是什麼，都要盡快加以改進。
問：從去年sars的經驗，到今年的禽流感，國內的防疫工作屢遭考驗，你認為政府最需立即加強措施的，是在哪一方面？夏天轉眼將至，腸病毒、甚至sars都有可能捲土從來，政府的防疫目標為何？
答：過去可能除了溝通沒做好之外，另外一個是指揮系統沒有做好。舉例來說，小孩子在學校會唱洗手歌防治腸病毒，可是，為什麼大人還是不洗手，甚至於罵小朋友：「幹麼那麼愛洗手？」所以，應該反過來教大人洗手才對。這就是溝通沒做好。
指揮系統的方面，原先我是衝第一線，像sars期間，跨部會的會議、學者會議…都是我在主持。現在我覺得應該分層負責才對，如果是跨縣市的會議應該由衛生署召集；假如是跨部會就應由行政院出面，分配好每個單位要做什麼。最重要是有整套防疫系統、跨部會的機制，還有人員教育訓練制度、薪資保證、和民眾溝通的的方法…，整個公衛系統和醫療系統結合，只要發現疫情，馬上啟動這個機制，社區衛生、全民健康就可以得到完善照顧。
問：您非常重視基層醫師的再教育，對於時下基層醫師處處著眼於醫療服務在健保給付上的多寡，而漠視病人的就醫權利，您認為應如何改革？醫師的再教育又該如何推行？
答：台灣沒有辦法實施家庭醫師制度，原因之一是有些醫院沒有落實訓練；第二，基層民眾對基層醫師也沒有信心。
要落實基層醫療體系，首先，要請基層醫師來上課，陸續排定課程，教他們糖尿病、心臟血管疾病、肺結核…等常見疾病的照顧訓練，課程完成之後發給證書。接著跟健保局溝通，如果基層醫師加入照顧糖尿病人，健保局每半年送病患到大醫院去做腎臟、檢體、血管、神經的檢定，對於合格病患的醫師，健保局除了檢查診斷，每個人再補助2500元，這麼一來，大家就不會全部擠到大醫院。
至於大醫院，就專做大的、難度高的治療，給付2～3倍的錢，消除大醫院「不看門診，醫院會萎縮的疑慮。」就是先讓基層醫師站起來，再來做小醫院的整合、中型醫院的整合…，落實社區醫療群，那麼，目前倒三角形的就醫習慣（大部分病人都擠到醫學中心或大醫院看病），就可以導正回來，變成先到基層診所去看病。
問：擔任過基層衛生所主任、主治醫師、院長，乃至於後來的衛生局長、副署長，每一回工作職場的轉換抉擇，您克服心中壓力的關鍵是什麼？
答：任何一次職場轉換，都要經過家人的認同，只要有家人的支持，就能夠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
不過，現在在政府單位做事的人，可能也有人和我一樣，發現薪資不足以養家。我記得涂醒哲署長在台北市當局長，要我去當副局長時，曾向我太太保證：「不會比目前少。」我太太就說：「不管你去哪裡，生活上過得去就好了。」一到台北市，才發現哪有20萬（在台大一個月20萬），後來想反正只借調2年，時間一到就可以回台大。哪知道，後來蘇縣長又叫我去當局長，薪資就從15萬再掉到10萬元一個月，那時候我太太嚇壞了，我花了很長時間跟她溝通。我說我是學公共衛生的，把一個縣368萬人的健康照顧好，是很有意義的事。後來她拗不過我，也只好同意了。說實在的，如果沒有家裡的支持，我一個人也做不出什麼名堂。可是現實生活果然是一個問題，每個月的房貸、兩個小孩在念私立大學、生活開銷、寄錢給父親、繳稅…，每個月都透支，所以，我一個月向弟弟借5萬元（不是每個月借，而是半年借一次30萬元），至今借了200萬，我太太也知道這件事，我就跟她說：「要花200萬買一個局長絕對買不到，人家也是看中我的資歷、經驗，讓我有一個空間來發揮，蘇縣長完全授權，人事、財務完全歸我管，上至副局長、下至一個工友，他通通不干涉，我在這裡得到很大的honor。」我太太雖然無奈，最後也支持我。
問：談到素養、素質的問題，您覺得如何培養一個年輕人成為優秀的政務官？
答：個人認同很重要，做為醫和衛的政務官，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讓全民健康，包括醫療品質、公衛品質，而且不能受任何環境的影響，不能受任何人的打擊，堅持下去。我現在每週六還回台大看門診，就是讓我的醫療技術還維持著，如果生態讓我無法堅持理念，我還可以回去看門診。
我講一個好玩的故事，有一次，一位民代在台大急診室，我接獲訊息要我前去關切，於是我就趕過去。到了急診室門口，我兒子打電話給我，說他女朋友跑了，想跳樓。我就在掙扎要救兒子，還是那位民代，後來我想，那位民代有專業醫師在照顧他，我就去和兒子溝通。我跟他說起，大學時期的我長得又乾、又瘦、又黑，唱歌只會唱台語歌，追女朋友沒有一次成功，像有一次，我發現一位社團的女生剛好是同鄉，蠻順眼的，就很想追，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開口說：「請妳看電影好不好？」可是，她卻冷冷地回答：「我沒空。」我就反問兒子：「你聽了會怎樣？」我兒子說：「不理她。」我就說：「對呀！不理她，我也沒臉皮再去理她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選擇從事醫事工作，目的是要救人，如果這一跳下去，理想不就沒了，所以，感情先擺在一邊，我兒子也覺得爸爸講得有道理。我一直覺得，年輕這一代學醫的不太有認同感。
問：關於日益嚴重的精神問題，像是自殺、憂鬱症…的防治工作，衛生署有沒有具體的計畫？
答：從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過程中，社會變化的速度太快，單靠宗教來安撫人心，或是靠教育的力量讓壓力源降低，都是不夠的，醫政處也沒料到問題會這麼嚴重，那麼，這個課題該由誰來做？
如果沒有收入的話，誰願意做？就算是有預算，也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像是毒品的問題，就只有公家機關、署立醫院來做，若是人力不夠，署立醫院的內科醫師就可以支援；擔心病人會自殺、打人，警政署派人來；預算不夠，可以向法務部申請…。精神疾病的防治也是一樣，現在已經定了五年防治計畫，大家可以集思廣益一起想想該怎麼做。我最討厭有的單位編預算缺乏新意，去年編1億，今年提高10％，事實上，預算編多少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明年重點計畫是什麼，需要多少人、機構和設備…，只要合理，就算是5年編10億，我也會支持你。現在要在各縣市成立自殺防治小組，需要設置網路、設計教育課程，但是全國只有一千多位精神科醫師，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都市地區，很少在鄉下，所以要協調基層醫師、護理人員一起來做，計畫寫出來、預算編出來，我就會從旁協助。我在想，要做自殺防治、憂鬱症防治也不難，預算編下來，就可以請精神醫學會來協助訓練，支付講師費給他們，他們也願意負責授課。
反觀有些單位，不了解政府施政的重點，提出重疊的計畫，徒然浪費資源，我就不會支持。
問：在醫師、教育、行政等體系中，曾經看到哪些事情是讓你很exciting的事？
答：流眼淚的次數，幾乎每年都有，我常在想：如果社會上多一點這樣的人該有多好？像是去年sars期間，當大家恨不得往外跑時，葉金川（董氏基金會執行長）卻自願進去和平醫院，我就打了電話給他，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當時他已經離開這個體系，卻還肯回來幫市立醫院的忙，我的感受很深，覺得多一些這種人，這社會就會比較和諧，沒那麼多紛紛擾擾的事了。
後來李明亮在討論誰該受獎時，我特別提出來「除了葉金川之外，還有護理人員也要鼓勵」，當他問起名單時，我就出去打電話給葉執行長，問他：「誰做得最好？」我覺得他在裡面所看到的才是事實，才是最直接的，然後就跟李明亮說：「我剛剛聽我朋友說，該受獎的是……」我沒說那個朋友就是葉金川。
不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我覺得人生過程中還是經常碰到一些很令人振奮的事，這些事情是社會向上提升很重要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