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和平醫院醫護人員發出的一封求救信，
讓前台北市衛生局長葉金川義無反顧地進入和平醫院，
他用智慧與信心與SARS對戰，
因為他知道，他要安全地把他們帶出去。
讓前台北市衛生局長葉金川義無反顧地進入和平醫院，
他用智慧與信心與SARS對戰，
因為他知道，他要安全地把他們帶出去。
「…希望您來…不然我們都會死在這裡……」
這是一封由和平醫護人員給前台北市衛生局長葉金川的求救信，許多護士每個人寫一段話，滿滿一張紙，在和平被封院兩天後，院內一位醫師打電話給葉金川，希望他能來拿這封信。
4月26日當晚，葉金川打電話求證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確認裡面情況不妙，他表明如果有需要，願意協助。第二天，市長馬英九親自打電話請他幫忙，原本正準備搭機回花蓮的葉金川旋即掉頭，直奔台北市政府開會，之後立刻進入和平醫院，扛起總指揮的重責大任，他的行徑受到各界矚目，也成了許多人口中的「真勇士」。
進入和平醫院
當少數醫護人員想「落跑」時，身兼董氏基金會執行長與慈濟大學教授的葉金川卻毅然跳入「疫區」，「因為裡面的醫護人員跟我求救啊，」葉金川決定跳入的原因非常簡單。
進去之前，葉金川讀了許多資料，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各國處理疫情的經驗，「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人員教了我3個小時，我現學現賣，」頭腦清晰、擅於判斷的葉金川當天進去視察後，下午離開和平，晚上再度與邱淑媞進入，邱淑媞去A棟，他去B棟，他繼而留下來，接管和平。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情況怎麼會搞成這樣？」葉金川一踏入和平，內心感受複雜。那時究竟有多少人已經被感染都不得而知，他不諱言曾經有過最壞的想法，頂多跟著院內900人一起死掉，至少可以保障台北市260萬名市民的生命安全。後來心念一轉，之前管理者可能處理失當，現在至少要努力「善了」，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
在美國專家及何美鄉教授陪同下，他從最嚴重的B棟各樓層、急診室開始巡察。先看到三個插管病人，「我直覺是，他們沒希望了，」葉金川講話直截了當，他認為那裡根本不是隔離病房，這三個病患應該趕快移走，可是卻無法移開。另一個感受是，醫護人員缺乏經驗。
封院第二天，25日中午過後，防護衣等裝備即已陸續送入，「可是他們卻不會使用，」葉金川形容這就像給士兵機關槍，卻不知道該怎麼操作，如何上戰場殲滅敵人。
我會安全把你們帶出去
葉金川畢業於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以流行病學專業訓練為基礎，他立即請比他早兩天進入和平的台北市衛生局防疫科張科長，進行全院疫情調查，詳細繪製地圖。總共只花約半天時間，葉金川已經掌握了病毒可能傳染途徑，哪層樓最危險、次危險，哪個區域安全。同時也確認整個A棟屬於相對安全的區域。
「至少可以確定有600人是安全的，」彷彿數字都在腦中，葉金川清楚道出和平醫院總共有1300人，400人在替代役中心，院區A棟有600人，B棟300人，其中100人是病人，200人是員工。
緊接著，處理病人撤退事宜。首先將SARS病人分四級，最嚴重的因為插管無法移動，暫時待在和平，症狀最輕微的從27日半夜就陸續往國軍松山醫院撤，其餘還沒發病的SARS病患則稍待幾天，一找到有其他醫院可收，就移送過去。
「當時有40～50個人發燒，我就把他們送去松山醫院，好多人經過4～5天後退燒，情況穩定，」葉金川慣於分門別類，有次第地解決問題。這也顯示，只要及早發現，給予適當治療，治癒率很高。
28日早上，他將全院人力分成八組，B棟由和平醫院顧問林瑞宜醫師負責，前院長吳康文負責人員調度，也接受他的指揮。「我的主要任務在於傳染控制，負責做正確判斷、下決定，我負責與各組長聯繫溝通，並沒有介入執行層面，」葉金川同時也挑起媒體公關任務，負責對外說明內部情況。
經過一番整頓，原本混亂的局勢逐漸穩定下來。「可是，內部缺乏士氣與信心，」擅長運籌帷幄的葉金川很細膩地觀察到這個問題。雖然邱淑媞曾經和他逐層樓一一替醫護人員打氣加油，仍然沒有太大幫助，「這就像只是嘴巴說說而已，對方不會相信，」葉金川認為，唯有讓資訊全部透明化，讓每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才不會導致信心崩潰。
他開始每天早晚兩次心戰喊話，將所有訊息公開、透明化。每天早上，葉金川透過廣播讓所有人員知道今天他會做些什麼、怎麼做，到了晚上，他會將一整天的工作進度讓所有人知道，以及明天該往哪個方向努力。當人們察覺事情真的逐漸有進展時，好比防護設備都有補充進來，救護車載送病患離開，當然也就願意相信他說的話。
「你要讓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現在做了什麼，哪些事情遇到什麼困難，更重要的是，說到要做到，」葉金川彷彿給了每個人一顆安定劑，因為他承諾：「我會安全把你們帶出去。」
這樣的承諾讓他「二度撲火」。5月1日，葉金川評估B棟已經撤離完畢，剩下的A棟算是安全的，危機處理任務結束，所以打算先離開和平醫院去公訓中心接受隔離。沒想到，前院長吳康文發燒，被送到台大醫院，和平員工人心惶惶，葉金川當晚又重回和平，穩住A棟醫護人員的士氣。
即使後來葉金川南下高雄長庚醫院協助疫情調查，他也認為問題不大，高雄長庚面對的，反而是「士氣與信心的問題」。
知道敵人的招式，就有辦法對治
為了穩住全國士氣，他透過公共電視以及廣播電台，向全國醫護人員宣導如何進行院內感控措施。當務之急，他認為防堵SARS疫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隔離，「守住醫院，預防社區感染」。只要各醫院能做到百密零疏，不再有任何閃失，阻止疫情繼續延燒，然後再處理社區零星的病情，全台疫情即可望獲得控制。
「恐懼本身無法解決問題，」葉金川帶著和平經驗南下處理疫情，他堅信唯有穩住軍隊士氣，才不會造成無謂的恐慌與傷亡。雖然目前醫學界尚未找出有效疫苗對抗SARS，至少我們已經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如何預防，憑著正確的知識、裝備與技術，SARS沒有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驚慌害怕的心。
被問到當時進入和平，心裡害不害怕時，葉金川十分坦承說著：「我當然也怕，不過我怕的和他們怕的不一樣，我害怕的是那1％科學上還不知道的部分，而不是99％已經知道的部分，他們是連已知的也怕，這就不必要了。」
害怕的是不知道的事，葉金川舉例，好比SARS病毒會繼續如何變種？病毒還有無可能以其他種方式傳遞等未知的部分。葉金川說，台灣在這場疫災中吃過兩次敗仗，第一是和平醫院「胡塗」，防疫破了一個洞。第二個敗仗起因於我們對病毒本性的不了解，不知道病毒會伺機偽裝，以「突襲」的方式流竄到其他醫院。
「既然知道敵人的招式，我們就有辦法破解，」葉金川強調，只要有信心與智慧，當然可以一一破解。比較擔心的是，如果病毒再更新攻擊招式，可能又會出現另外一種危機，「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想出辦法對付，」葉金川不改積極樂觀本性。
他認為，這場疫災呈現出來的，不是醫學問題，而是管理與人性的問題。人為管理的疏忽，導致防疫防線失守，造成接二連三的犧牲，疫情從和平流向仁濟醫院、台大、馬偕醫院，再往南流向高雄長庚、高醫。這也是他力主「決戰境外」，在各急診室外設立發燒篩檢站的原因，「因為病毒太會偽裝了，潛藏在其他疾病內，再伺機攻擊，像是腎結石、膽囊炎的病患也會發燒。」。
而疫情更像照妖鏡，照出了人心最寫實的一面。他在和平醫院，看過盡心盡力照顧病患卻忽略先保護自己的醫護人員，也看到了沒有堅守工作崗位，想跑掉的工作人員。「這兩種行為，都不對，」葉金川指出。
他認為照顧病患是醫護人員無可迴避的責任，執行撤退任務時，絕對以病人為優先考量，「哪有士兵先退，留下百姓在戰場的道理？」然而士兵衝鋒陷陣滅敵時，也不可忘記最基本的安全配備。尤其台灣人享有充分的民主與自由，有著「亂中有序的民族性」，遭遇這次前所未有的考驗，葉金川認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後，應該是要逐漸上路的時候了。
考驗智慧與信心的時刻
目前，葉金川仍持續協助南部疫情調查，他樂觀表示高雄長庚醫院的問題已在控制之中。高醫並沒有出現院內大量感染情況，「絕不會是和平的翻版」，目前高醫最企待解決的，是檢驗試劑不穩定的問題。
「沒有知識是傳布SARS最大的溫床，口水和謠言是最大幫兇，抗SARS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領航，地方執行，全民配合，」葉金川在隔離期滿後，發表疫情調查報告的記者會上，呼籲大家要有信心，即能早日安然渡過難關。
因為一場疫情，使得早已從公職退下，投入教職與公益工作的葉金川一夜之間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所以當高雄長庚引發醫護辭職潮時，院內出現「我們也要一個葉金川」的吶喊，並不令人意外。乃至於作家汪笨湖也以「葉教授不畏個人生死，貢獻自己專業，體現了最可貴的台灣精神」，讚許葉金川。
葉金川曾經擔任過台北市衛生局長、衛生署醫政處長、衛生署副署長，甚至於願意接下當時被視為「跳火坑」的中央健保局第一任總經理。愈艱難的任務，他愈勇於承擔。
同仁眼中的葉金川
工作之餘，葉金川也有著不畏艱難的個性。他熱愛爬山，也領有高山嚮導証，攀爬過77座台灣百岳。去年，他遠征中亞吉爾吉斯共和國，攀爬天山山麓的塔克塞山脈。為了向體力極限挑戰，他參加「鐵人三項」比賽，必須同時完成游泳1500公尺、騎腳踏車40公里、長跑10公里的嚴苛挑戰。
遠離官場 終老山林
待在花蓮的日子，葉金川經常天剛亮時就出外運動，享受汗水淋漓的暢快，或在湖光山色中划獨木舟，划累了，索性停在湖中，躺在舟上細看雲彩的變化，等著看日出。喜歡挑戰的他甚至接受特訓，打算從花蓮七星潭划獨木舟到清水斷涯。
或許，葉金川早已從運動中領悟，唯有充滿自信，勇於承擔，接受任何考驗，冷靜面對挑戰，即使處境再怎麼艱辛，終將能化險為夷。憑著智慧與信心，台灣，絕不會被SARS所打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