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歲開始彈琴的陳喬琪，是老師眼中未來的音樂家，但一句「台灣的精神科需要有人做」，他從音樂領域轉向醫界的精神科發展，留學歸國時，遭逢台灣酒癮爭論戰，他深入調查，證明本土酒癮問題的嚴重性，並推動全台第一個酒癮病房，從此致力於協助酒癮者迎接嶄新的人生。
近幾年，隨著醫療生態的改變，台灣的憂鬱症患者逐漸被重視，民眾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也從排斥、刻意忽略，到漸為接受，顯示台灣精神醫學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而座落在北市信義區精華地段半山腰上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前市立療養院），扮演著功不可沒的角色，市療如同台灣精神醫學的火車頭，率先推廣社區心理衛生、憂鬱症防治網，及當今嚴重的社會問題——酒癮和藥癮的治療研究。
走進松德院區的大家長——院長陳喬琪的辦公室，兩面牆壁掛滿病友們的手工藝術品，個個精緻美麗、創意十足。個兒不高的陳喬琪，沒有官架子，初見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認真記下採訪者的姓名。談到他與市療的淵源，從年輕醫師、主治醫師、主任醫師、副院長到院長一職，近20多年的時光，陳喬琪堪稱是「與市療一起長大」，也親身參與並見證院區在精神醫學上的重要里程碑。
恩師激發潛能
站上巨人肩膀探索成癮奧祕
台灣酒癮治療的歷程中，陳喬琪扮演著重要角色。台灣的第一個酒癮病房，即是12年前由他從無到有創建起來，這套概念奠立急性病房酒精解毒的治療模式，也催生了酒癮治療小組，成員包括醫師、護士、心理師、復健治療師及社工師。
回憶1995年創立酒癮病房的點點滴滴，陳喬琪謙卑地說，「一切都要感謝恩師、台大精神科教授葉英堃（同時是市立療養院創院院長）的獨具慧眼。」他坦承，葉教授是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帶給他的影響深遠，若非當年葉教授激發他這個「沒沒無聞」、「沒有大志向」的年輕醫師，他將難有機會看到自己的潛能。
1980年代，正是市療跨入生物精神醫學研究領域的關鍵時期，台灣精神醫學也在此時創下重要的里程碑，而打頭陣的便是酒癮與藥癮。之所以鑽研酒癮研究，陳喬琪指出，出發點很單純，那時他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看到葉英堃與胡海國醫師從台灣精神疾病流行病學（TPEP）的研究數據中，分析出一個驚人的現象，這結果深深地震撼了他，讓他萌生進行酒癮研究的念頭，而這現象的研究方法，後來也引發台灣精神醫學界的論述之爭。
短短40年間
酒癮人數增加100倍
追溯這爭論的源頭是，葉英堃與胡海國在這次大規模的本土流行病學研究中看到，精神分裂症、躁鬱症這類與遺傳體質等生物因素相關的精神疾病，其盛行率多年來沒有明顯改變，反而是隨著環境變遷有關的焦慮症、酒癮等精神疾病，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1946～1948年間，當時的台大醫院精神科主任林宗義等人進行酒癮盛行率研究，發現台灣每10,000人中，僅有1人有酒癮；但到1980年代，酒癮人數暴增成每100人中，就有1人患有酒癮。
酒癮人數增加100倍的數據出爐後，嚇壞精神醫學界人士，各方論述互相激辯，也有多人質疑研究方法有問題、數據不正確。在各方展開檢討之際，陳喬琪提出一項新穎的研究計畫，因為他在北市某綜合醫院精神科照會時，觀察到門診病患中的酒癮患者非常多，於是調查該院內科、外科和婦產科住院病人的酒癮盛行率，結果發現，高達6.8％的住院病人同時有酒癮問題。
陳喬琪表示，這份研究所得的數據，與國外的調查一致。而這份報告也是台灣第一個以綜合醫院內科、外科和婦產科住院病人為對象的酒癮調查，再次證明台灣確實存在酒癮的問題，且情況已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創立全台第一個酒癮病房
提供解毒、復健與追蹤服務
研究的同時，葉英堃的好友——日本北海道大學精神科山下格教授，與聯合國衛生組織正進行合作，研究酒精代謝酵素的表現型與酒癮發生的關係。於是，陳喬琪在1985年被指派赴日本山下教授的教室，學習代謝酒精酵素的技術。
學成回國後，利用這項新技術，陳喬琪完成台灣原住民的代謝酒精酵素表現型分布的研究，這份報告是全球第一份有關不同種族之間代謝酒精酵素的比較研究。緊接著，他在市療成立長期研究的專責小組，台灣第一個酒癮病房便在這樣的概念下正式成立，提供酒癮病人解毒、復健與追蹤的臨床服務。
北市聯醫松德院區紮實地打下10多年的根基，至今，在酒癮方面的研究仍與國際同步，與美國國家酒精濫用與酒癮研究署保持著技術研究的夥伴關係，而國內的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台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台北醫學院等學術機構，均是重要的交流夥伴。
獨排眾議走向精神醫學
母親是關鍵人物
20、30年前，民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觀感，極具排斥，精神科因而成為冷門科系，不像一個「專科」，儘管不少醫學院學生「心」中憧憬，最後走上這條路的人卻很少，陳喬琪何以獨排眾議，不走當紅的外科，執意投入精神科？
陳喬琪指出，台灣每10位醫學生中，起碼有1位是非自願念醫。多數學生都是遵守長輩的建議，選讀醫學系，一直升到醫學院5、6年級，才開始思考自己未來是否適合當醫生。
陳喬琪描述自己在大學期間，最感興趣的科別是外科和精神科。畢業前夕，出生醫生世家的他頗為猶豫，不知該走哪一條路，家族中有多位擔任內、外科醫師、護理人員的親戚，還為此興起一陣討論。多數親人，包括本身是護理學講師的二姑媽，都反對他走精神科，因為在30年前，大家都覺得精神科醫師不像一般大眾認同的醫師。
影響陳喬琪從醫方向的關鍵人物，是他的母親。本身是學校老師的媽媽，向一位醫界前輩請益，結果這位前輩說：「台灣的精神科需要有人做。」一句有力的話，引領陳喬琪走向精神醫學，日後台灣精神醫療界也培養出一位具關鍵性角色的生力軍。
從中山醫學院醫科畢業的陳喬琪，確定未來方向後，先在台北市立療養院與台大醫院精神科，完成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訓練，再赴日本岡山大學醫學院深造，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後便於市療任職，後來被台大醫院聘請為兼任主治醫師，也擔任台北醫學大學精神科副教授，專研精神病理學。
酒癮是疾病非習慣
致力去污名化運動
陳喬琪表示，當初喜歡外科的原因是其挑戰性高，然而，進入精神科領域近30年，他認為精神科的挑戰性絕不亞於外科，且層次更高、更廣，之所以挑戰性高，在於「病因不清楚」，需要更多的研究佐證。
精神疾病的病情非常多變，陳喬琪指出，病因的機制是什麼？與環境的關連性是什麼？都是重要的研究問題，而分子生物學技術便是目前探討精神疾病致病機制的重要工具之一，可研究出代謝酒精酵素基因型是否與飲酒的慾望有關？將來是否會轉變為酒癮？這些是他目前在行政院國科會支持的研究計畫。
正因為有學術研究的資料為根基，自2005年陳喬琪擔任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以來，就持續推動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運動」，協助病人及家屬正視精神疾病，尋求專業的治療與協助。
當然，他也積極推動酒癮的防治工作，當初全民健保施行時，他即大力推動酒癮治療應納入給付，奈何遭到許多人的拒絕，認為酒癮純屬個人壞習慣，只要戒掉即可，因此，至今酒癮治療仍無法獲得健保給付。
陳喬琪指出，在這種社會氛圍和認知之下，一般到精神科就醫、戒斷的酒癮患者，已經有10～15年的喝酒歷史，而北市聯醫松德院區通常是酒癮病患的最後一站。
「酒精依賴患者住院治療的平均年齡為39.4歲，平均死亡年齡為43.6歲，可見求醫時已處於疾病末期，」多數酒癮病患錯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時機，因而死亡率相當高。陳喬琪解釋，其實酒癮與遺傳有很大的關係，「酒癮本身是一種疾病，而非個人習慣」，這也是「去污名化運動」的重點之一。
把問診當成聽故事
互動間與病人「博感情」
精神醫學的基礎是精神病理學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除此之外，精神科醫師還須精通「心理治療」。陳喬琪提及，「精神科醫師假如不會心理治療的技術，怎能說自己是精神科醫師。」他也強調，精神科醫師本身要有開闊的心胸、敏感細心的態度，及成熟誠摯的醫病關係，運用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來協助解決病人的痛苦。
從醫這麼多年，門診內每天上演不同的故事，面對精神疾患的家庭，陳喬琪觀察到家屬比病人更需要同情與鼓勵。他解釋，癌末患者的家屬一聽到家人只剩下幾個月或幾年生命，通常會馬上痛哭流淚，但哭完之後，大多會面對事實，但精神疾病家屬的反應，則完全不同。
家屬得知患者罹患精神疾病，反應會比癌症家屬激烈，不少家庭會以「無法理解，無法接受」的態度回應，診間也常看到家屬哭得肝腸寸斷，不斷地詢問「會不會好」，許多家屬擔心「精神疾病將拖累家人一輩子」，認為「這是慢性病，治不好的話，一輩子都不好活」，也因為對未來充滿無望感，難過的程度相對增加。
陳喬琪表示，精神科醫師要練就心理治療的專業技術的理由就在這裡，尤其精神疾病在台灣依舊帶有污名化的色彩，如何讓家屬接受事實、減輕家屬的精神負擔、與家屬一起協助病人，都是精神科醫師面臨的很大挑戰。
譬如面對酒癮者，陳喬琪的心得是，要學會和他們「博感情」，獲得信賴，態度也要正向，會談當中鼓勵、引發他們的戒酒動機，盡量避免負面的語言，否則病人會退縮，甚至拒絕治療。另一方面則要穩定家屬的情緒，使他們化悲傷為助力。
精神科醫師每天面對精神疾患，該如何紓壓？陳喬琪的祕訣是「把問診當成聽故事」，出了診間，就不再去想，所以，寫病歷變得很重要。陳喬琪已練就到「出了診間就不再去回憶，但看到病歷，馬上就可以流利說出一篇故事」的本領。今後，他仍會在精神科的領域，堅守崗位，為病患服務。
從音樂家到醫院院長
從臨床醫師到醫院的高階管理者，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陳喬琪位居高位，身段卻放得很低。他笑稱自己的人生過得很單純，沒有太多故事可以述說，然而，他有一則顯為人知的往事，原來，他曾立志要當一名鋼琴家，沉浸於他所愛的音樂世界裡，卻在高二那年在家人的「力挽狂瀾」下，最後選擇當一名醫師。
陳喬琪天性好安靜，受到母親的薰陶和影響，從5歲開始練鋼琴，一直苦練到高中二年級，參加過大大小小的許多比賽。進入高雄中學時，被分到文組，高一與高二這兩年都是學校合唱團的鋼琴伴奏，音樂老師與同學都認為他會去唸音樂系，他也如此規劃著自己的未來。
直到升上高三的前夕，家人發現情況不對。父母親說彈鋼琴可以，但不能以「音樂老師」做為終生的職業，理由是「養不活自己」，這件事情還引起校方和家長之間的「拉鋸戰」。當年他的父母還直接拜訪王家驥校長，請校長將他轉到丙組，也就是現在的第三類組。
王校長原本不答應，還找來音樂老師說服。最後在父母親的堅持下還是轉到丙組，王校長要求陳喬琪簽署一張備忘錄，說明日後若讀不下去，不得再轉回文組。結果在短短的1年之內，從文組轉到理組，，台灣多增加了一位醫科的學生。
陳喬琪的這一場波折，在當年堪稱「奇事」。因為多數人是理組轉到文組，少有文組轉到理組的案例，而今回想整個過程，陳喬琪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
當問及是否後悔選擇精神科，本身是基督徒的陳喬琪認為，「人生的選擇，自有上帝的旨意，迄今他不曾後悔過。」如果要重新選擇，他肯定地說，依舊會踏上精神醫學這一條路，「透過聽故事的方式，分析（患者）故事的內容，找出癥結所在，加以解決，讓需要的人得到幫助，哪裡去找比這還要快樂的工作！」
而他的另一個「最愛」——音樂，至今未曾放棄過，除了偶爾彈鋼琴，偏愛古典樂派和國民樂派音樂的他，在心情不佳時，會聽貝多芬的大提琴奏鳴曲，尋求寧靜的力量，若時間許可，則會去國家音樂廳聽音樂會。陳喬琪笑說，有次去聽芬蘭國家交響樂團演奏西貝流士的芬蘭頌，竟然感動到激動地站起來鼓掌。
能文能武的醫狀元
看起來溫和冷靜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陳喬琪，既能文，也能武。他的養生之道很簡單，每週上教會做禮拜、規律運動，並保持作息正常。說起運動的項目，他謙稱平常打打高爾夫球而已，殊不知他辦公室書櫃擺了一顆郭泰源親筆簽名的棒球，透露出他喜愛運動的多元性。
一說起棒球，陳喬琪眉開眼笑。大學時代，他曾參加過壘球隊，留日時更參加過研究所的硬式棒球賽。現在由於工作忙碌，陳喬琪已少有機會去球場上支持，但每回電視轉播的棒球賽事，他絕不錯過，儘管不熬夜，也會想辦法看重播。
除了球類運動，年輕時的他也喜歡畫畫。可惜後來工作過於忙碌，捨棄了繪畫，他希望退休後能重拾畫筆，現在只要有出國的機會，他也會去美術館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