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青少年相較，大學生的生活重心不全在學校，但很多人不知道校園提供的資源其實很豐富。當身心遭憂鬱吞噬，學校往往是第一線的救援者，他們提供了哪些管道？如何將學生救出風暴？位在半山腰上，有寧靜的空間與寬闊的視野，學生或坐或躺，自在地聊天，傍晚時分還可坐在陽台眺望市區，暫時將煩憂拋諸腦後。
這裡是陽明大學的學生諮商中心，裝潢有如茶藝館，氣氛輕鬆，與一般的「輔導室」相較，在空間設計上多了親切感。陽明大學諮商中心主任張傳琳說：「這是種環境治療，讓學生像回到家一般自在，吐露心事時也不顯得突兀。」
自我期許愈高 跌得愈深
張傳琳認為，心理諮商在校園中向來不被彰顯，專業諮商人力也不夠，「每回宣傳時，還得強調諮商中心不是精神病院，實在很尷尬」。她說，國內高中階段的輔導工作做得最徹底，大學階段的學生自主性提高，加上校園開放，輔導成效一直很難大幅提升，唯有透過教務、訓導、輔導人員的合作，配合家長和同儕團體的陪伴，才能防止藍色風暴在校園繼續擴散。
根據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全國聯合會的最新調查顯示，大學生中，平均每10人即有1人曾嘗試自殺，女生自殺比率高於男生，而醫學院學生曾經自殺的比率占14％，高居各學院之冠，值得注意。
事實上，過去一年多以來，醫學院學生自殺個案不少，包括曾在全國科展得獎的陽明大學醫學系資優生在住處自殺，另一名陽明大學醫學系學生上吊，還有一名中國醫藥大學的男生則是反鎖在屋內揮刀自殘。
張傳琳分析，自殺不等於憂鬱症，有憂鬱症狀也不等於憂鬱症。然而，台灣獨尊智育，升學主義和菁英主義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學校只教成功的學生，社會只接納成功的學生，卻沒有人教導如何面對挫折，這在頂尖大學或資優學生身上，尤其明顯，一旦「期望過高，能力不足」，就易出現憂鬱傾向。醫學院學生的表面成就雖然較高，但心靈出現困擾或面對感情挫折的情況，其實和一般人並無不同，甚至可能因為自我期許過高，而跌得愈深。
建立防護措施 強化導師制
近年憂鬱症逐漸受到社會重視，為了讓學生在踏入社會前，加強情緒管理的能力，愈來愈多大專院校化被動為主動，除了學生輔導中心，同時積極開闢新管道，預防藍色風暴席捲校園。
台灣大學針對大一新生，在入學時進行「身心健康調查」已行之有年，校方會根據調查結果追蹤高危險群學生，透過導師或訓導體系從旁協助；淡江大學也強化導師的角色，新增雙導師制度，同時減少師生人數比例，使每名學生都能獲得導師的經驗傳授，避免導師淪為「有名無實」的制度，校園內部分年輕教授甚至運用時髦的MSN，與學生隨時隨地保持聯繫。
成功大學則是將行為醫學研究所建立的「三級預防模式」──第一級：加強一般學生的情緒管理；第二級：透過導師、教官、同儕，早期發現憂鬱症高危險群，早期介入，必要時轉介至醫院精神科治療；第三級：醫院專業治療，運用在學校輔導機制上，此方法也降低了有憂鬱症狀及罹患憂鬱症的人數。
組織網絡 早發現早治療
憂鬱症的病徵包括恐懼、沮喪、絕望，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老師甯國興認為，患者不會向外求援，只會愈來愈退縮，光靠學生輔導中心，不能完全遏阻憂鬱症的蔓延。
他強調，輔導的場合不應侷限在學生輔導中心，學校行政單位和教學單位才是接觸學生的前線，「他們是耳目，我們是頭腦」，透過導師、教官、家長、同學彼此密切配合，及早發現就能及早治療。
至於個案問題的處理，大半要藉助同儕團體的力量。甯國興指出，許多同學或家長知道憂鬱症，但對於精神疾病的誤解，往往讓他們幫助的意願大為降低。
大學校園的資源豐富，可以培養學生對憂鬱症的正確觀念和責任感，包括心理諮商、藥物使用及專業治療等方面；輔導中心的角色是教育患者周遭同學或家長，從關懷憂鬱者的日常生活來達到輔導、諮商，甚至醫療的效果。甯國興提醒，「如果同學精神不濟、經常蹺課、功課突然一落千丈，很可能是憂鬱症的初期症狀，應適時伸出援手。」
給魚 不如教他如何釣魚
張傳琳表示，一般人以為現在大學生的抗壓性變差，其實是他們的壓力來源增加，紓解壓力的方法卻沒有跟著增加。例如：失眠時只知道吃安眠藥、無聊時就打電動玩具解悶、遇到任何困境只想到自殺等，這些都是身心健康教育不健全的結果，「因為沒有人教他們該怎麼做」。
諮商中心的角色已經轉型，過去主要在幫忙學生解決問題，現在則是教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於良好的人際關係是醫病關係的基礎，陽明大學積極對學生進行心理諮商，不僅在每班設置輔導股長，建立第一線輔導義工，諮商中心的輔導老師也親自開課，藉由課堂上的接觸，拉近與學生的距離。張傳琳說：「只要對人觀察細微、多點關懷，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輔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