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辦全民健保到站上第一線抗SARS，從春風化雨的公衛教授到危機處理的台北市副市長，葉金川屢屢挑戰高難度的任務，只因他認為「這一輩子做一件正確的事就夠了」，而清晨騎腳踏車上班的自在時光及溫馨的親子互動，
則是他背後最溫暖的支持力量。2004年初秋，葉金川剛接任台北市副市長不久，《大家健康》雜誌一行人至市府採訪他。那天的天氣詭譎，天空從晴朗到灰蒙，氣象局發布秋颱即將來襲，葉金川在案前批改完公文後，隨即投入我們對他的專訪。
訪談過程中，秘書不時進來提醒他晚上臨時有幾個突發的行程要處理，他眼神不時向窗外晃動，當窗外的天空烏雲逐漸匯集，室內的光線逐漸黯淡，我們知道採訪腳步必須加快，因為他即將趕赴另一個行程，處理一場未知的暴風雨危機…
2003年3月14日台灣發布第一起SARS病例後，似乎還未完全揭開SARS的可怕面紗，直到4月23日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進而封院，全國人民才意識到SARS對你我的死亡威脅。
「…希望您來…，不然我們都會死在這裡…」封院兩天後，和平醫院許多護士對老長官葉金川集體發出求救信，院內一位醫師主動打電話給他，希望他前來拿信。
4月26日當晚，葉金川求證當時的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深感和平醫院情況不妙，他表明如有需要，願意協助。隔天市長馬英九電話請他幫忙，原本準備搭機至花蓮慈濟教書的他，一顆掛念的心立即掉頭奔至市府參與會議。
那時，和平醫院繫滿黃絲帶圍籬，全國媒體不停傳送一陣肅殺氣氛的畫面給守候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所有國人幾乎凝聚相同的期待，期待趕快有個人、有個辦法改變一陣哀戚的畫面。
會議結束後，葉金川身著隔離衣出現在和平醫院前，他對著鏡頭比出「V」的手勢，告訴國人不要驚慌，要有信心向SARS宣戰，隨後就步入醫院裡。
這場SARS戰役，葉金川從容沈穩的抗煞表現，許多民眾都視為「英雄」，當時政治氣氛未像現在如此兩極對峙，不論外界認定是否為親藍親綠的媒體，都一同給予他高度評價，當時台灣心聲的主持人汪笨湖盛讚他：「葉教授不畏個人生死，貢獻自己專業，體現了最可貴的台灣精神！」
長期觀察他的媒體給他一個封號叫「醫界的印第安那瓊斯」，讚賞他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決心之餘，似乎也暗示他血液中不乏喜歡冒險的因子。
A型、巨蟹座，確實不太像會去走鋼索的性格。在公職期間，他完成開辦50年來台灣規模最大的社會制度─全民健保，縱使過程遭遇再多阻礙挫折，他還是奮勇完成；在不具公職身分的情況下，他也跳入火坑，進入充斥SARS病毒的和平醫院，全心全力搶救封院危機，忘了自己身處危險之地。
為什麼他甘願走在前頭、從事一些別人覺得不是那麼容易成功，甚至於有生命危險的事，也許是因為他來自一個不富裕的大家庭，讓他從小有機會體驗民間疾苦，使得他在選擇人生志向時，想法和別人不一樣。
弱勢關懷理念 孩童時期萌芽
在他讀書的年代，學校下午3點就放學，接下來的時間，有錢人家的孩子會上家教或去補習班，沒錢人家的孩子通常可以先下課，當時教他的莊老師認為葉金川是可造之才，就問他：「功課那麼好，怎麼不來補習？」當老師知道實情後，就特別批准：「不要收補習費，你來上課好了。」
生長在大家庭，人多吃飯的口也多，沒辦法把有限的資源全部投注在葉金川一個人身上，媽媽也覺得沒好好栽培他很可惜，所以，當有醫師想要收養葉金川時，媽媽曾認真思考過，但最後被葉金川拒絕了。當時他不過是一位小學畢業的孩子，卻很有志氣地說：「沒有錢也考得上，升學沒問題，再怎麼苦也撐得過去。」
從基層社會，憑著自己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為握有公權力的政府高官，葉金川並沒有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小時候的訓練一直影響著我，在做重要的抉擇時，是社會主義（Socialist）的想法在支持我，所以不會把當一個開業醫生、當社會頂端的人、有名有利當做我的人生志向，我唸醫學院的目的不是這樣。」
那麼，葉金川的志向是什麼呢？那就是「社會上每個人享有相同的資源；至少在教育和醫療的領域，人人機會均等，」只要符合這樣的理念，就值得他全力以赴。
然而，在創造公平之前，必須先知道，哪裡不公平？
民國60〜62年，葉金川很認真地深入「沒水、沒電、喝山泉水、點蠟燭、燒木材」的山地服務，看到不少山地人跌倒後就變得有些遲鈍，葉金川知道那是「腦出血後遺症」，可是，對於資源短缺，一天只有兩班公路局的車會到的山地人來說，就算知道要治療，哪來的醫藥費呢？那時候，他在心中立下志願，希望「有一個制度，讓大家都有得到基本醫療照顧的機會。」
在葉金川選擇職務時，心中已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再做YES或是NO的抉擇，就變得格外清晰。像他拿了公費，到人人稱羨的一流學府哈佛深造時，國家需要他，就算還沒拿到學位，還是義無反顧，束裝返國。
放棄學位只因國家需要他
民國64年，自醫學系畢業，當兩年兵，再唸兩年公共衛生研究所，葉金川68年就到衛生署工作，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公衛學院唸流行病學，71年回來就擔任醫政處副處長（處長從缺），直到87年離開全民健康保險局總經理的職務，整整20年的時間都在做公衛人，而走上公衛這條路，其實深受台灣大學陳拱北教授影響。
在台灣大學唸書期間，葉金川其實不想當一位辛苦、忙碌、有地位、高收入的醫師，他常常思索：「同學們都這麼優秀，我的專長在哪？」一直到跟隨陳拱北教授做研究、幫忙寫論文時，葉金川發現教授做的「台灣癌症地圖分布」等研究很有意義，加上家裡沒什麼壓力，就決定開拓公衛的領域。
至於會進到行政體系，葉金川說：「那是意外，不是我刻意的安排。」從事公衛的人，常常跟衛生署很熟，他的老師陳拱北就曾經向當時的署長王金茂推薦：「我有個學生，還在當兵，以後要好好培養他。」這使得葉金川一退伍就進入衛生署當技正，一年後更考上公費，赴美深造。
後來，由「科技教父」李國鼎所主導的科技顧問小組，向國內外優秀華人廣發武林帖，希望有志之士回國貢獻所長，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從菲律賓把許子秋找回來當署長，許署長就任第一件事就是加強團隊陣容，他不在乎經歷、年齡，只要是人才就會重用，找來找去，發現唸公衛研究所、在署裡做過事、正在哈佛攻讀博士的葉金川就是署裡要找的人，於是希望他回國。原本想去教書的葉金川，於是放棄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哈佛高學位，他的想法是：「我拿公費，是政府花錢培養我，當政府需要我，總是應該盡一點義務。」
對的事 一無所有也要做
在署裡做事，葉金川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全民健保，因為那正是不分貧富貴賤、可以讓全民擁有基本醫療照顧的一個制度，在外人眼中困難重重，但他卻認為「即使我身敗名裂、被監察院彈劾、沒工作了也無關緊要，」談起健保傳奇，葉金川用比平常說話更蹓的速度說：「把健保做好更重要，完全沒考慮自己的出路，我覺得幹這一票就夠了，這一票沒有任何一毛錢可以放進我口袋，但是，我的價值觀是：這一輩子做一件正確的事就夠了。」
直到民國87年離開健保局，葉金川當了整整20年的公務人員，當時他曾經說過：「為國家社會該做的、該盡的義務都已經做過了，剩下來的時間我要自己好好的利用，我要追求個人的自由，包括工作上、時間上、金錢上的自由。」
從民國71年到87年的公職生涯，葉金川做的都是「很重的工作，除了職務的loading愈來愈吃重之外，政治環境也日益複雜，所以，頗有江郎才盡的感覺。」
說起沒當名醫，而去為公衛付出青春歲月，也許世俗的眼光會覺得是犧牲，但是，葉金川反而「很enjoy這樣的工作，地位、待遇都沒有什麼好抱怨，而且也相當有成就感。」從許子秋、施純仁到張博雅，葉金川覺得：「都還很單純，容易把想法落實。」但是，隨著政治環境的紛紛擾擾，葉金川當時不諱言：「公衛的領域愈來愈複雜，還要應付工作之外的人際問題，所以，該是離開這個叢林的時候了。」
當宗才怡因為適應不良離開經濟部長職務時，曾經說過她是「誤闖政治叢林的小白兔」，在官場20載，葉金川知道宗才怡的無奈，不過，他可沒有「誤闖」，而是「在叢林長大的，」葉金川承認：「我不是好鬥的個性，怎麼會喜歡叢林呢？」
重返政治叢林 關注下一代教育
卸下公職之後，葉金川曾經有過輕鬆快樂的時光，董氏基金會執行長、仁濟醫院董事長、慈濟大學公衛教授…，和之前的工作比起來，都是簡單不過的事，董氏和仁濟對他來說有點像「見義勇為、隨手做環保」般自然，而教書更讓他覺得「可以放鬆心情，天下怎麼有這麼好的工作。」而他也規劃了一系列公衛的書，把他那一代的理念記錄下來，讓後輩年輕醫師知道前輩是怎麼走過來的。
對他來說，教書、在民間公益團體服務，一直是他喜歡做的事，當馬英九市長想找他擔任副市長時，他必須放棄原本喜愛的環境，他的確陷入長考，但或許是他心中有未竟之功，或許可以趁此機會實現一二。
馬英九在找他擔任副手時，就問過他：「哪個特別的領域是你想要去達成的？」
葉金川的想法是：「我來自公衛體系，當然不會想到硬體設備，捷運、交通建設…都不是我在行的，」頓了一下，他繼續說：「我原來想到的，都是比較軟性的，諸如衛生、社會福利、環保、教育…，特別是教育，那是對未來的投資，最不能忽視。」
曾經沒錢繳補習費的經驗，讓葉金川體會到，如果教育機會不是只給少數有錢念得起書的小孩，而是不分貧富貴賤，「跟我一樣有能力的人都應該有機會受教育，」葉金川認真地說出心裡的願望。
到了市府之後，他發現總預算1400億當中，教育經費就佔了500億，真的不是小數目，而有形的數字並非葉金川最關心的，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把下一代『教好』，這比『教會』更重要，對於已經定型的這些人，很難改變，那就算了；比較可行的還是讓孩子成為一個正直、熱心、願意幫助別人、利他的、公平正義的社會公民，這跟孩子的資質無關，而是可以做，並且做得到的事。」
期許讓政治環境更健康
以往葉金川總是站在火線上，為一個目標而戰，而且是用他的專業在做事；現在的職務反而以行政為主，馬英九希望葉金川扮演的是：「溝通協調的角色，內部協調、和議會的溝通、對外團體的連繫等。」和人的互動雖然難處理，但以他過去公務體系的歷練，應該難不倒，「最不能適應的是專業不足，」才剛上任就得面對接踵而至的風災水災，進行危機處理，葉金川有點心虛地表示：「對專業內容不是那麼熟的情況下，我沒那麼大的信心去做建議或決定。」
曾經因為覺得環境複雜而離開，這次葉金川重返政壇，最大的動機是想要落實「不做政治惡鬥，也可以做政治」的想法。他感覺到當前的政治環境是：政治被窄化成政黨競爭，甚至於鬥垮對手，鬥到你死我活、有我沒你，民眾也被少數政治人物教育成從政治面來思考問題，但是「政治不應該這樣，」葉金川感觸很深地說：「即使不同的政黨、理念不同，也不是你的敵人，而是來督促你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人。」他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認同這樣的看法，並且進一步去影響新進的公民，「那麼，我們的民主才有未來，國家才有希望。」
雖然知道自己的理想「離我們當前的政治環境還有很大的距離。」不過，他還是樂觀地認為：「當你覺得不滿意目前的社會環境，就身體力行去改變它，即使只改了萬分之一，至少我改了這一份呀！也有可能我根本就是政治白痴，但是，在我這個分量上、我這個點上，我改變了它。」
自謙專業不足，卻又充滿理想性，在訪談中他不時透露了心中的施政願景，就是透過教育、倡導，「讓台北市成為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雖然做法目前還不是很具像，但「只要方向正確，慢一點還是會到，去做就對了。」
E-MAIL傳情 愛女多費心
跟過葉金川做事的人都深深感受到，他不僅做事認真，還有種內斂的親和力；在家庭生活方面，他更是具有新好男人的特質。
葉金川的夫人是台大護理系老師張媚，曾經為了深造，把雙胞胎兒子人豪、天傑丟在家，一個人遠赴重洋讀了4年的書，雖說有岳父母幫忙照顧小孩，不過，男孩子在小四到國一的階段，非常需要父母的關心，葉金川也就當了4年超級奶爸。
葉夫人學成歸國後，為了增加夫妻之間的活力，他們決定再添一個寶寶。葉金川通常以「小小孩」來區分這個和哥哥相差14歲的老么天鈞。
說起親子之間的相處，葉金川的態度很開明，自己盡量每週安排至少一次家庭聚會，以連絡感情為主要目的。他和上一代學醫，希望下一代也學醫的父親不同，他尊重小孩的選擇，兩個小孩都讀電機，現在都在工作了，不想考醫學院就算了，還跟葉金川吐槽說：「全國的醫師都在罵你。」至於小小孩，「好像都是他在打我，」他一向不愛說教，更沒擺出嚴父的權威，幸好小孩們勤跑教會，葉金川慶幸：「上帝幫我照顧小孩，他們跟牧師的互動比跟我互動多。」
另一經常互動的小孩是乾女兒文婷。葉金川常和她傳e-mail。雖然e-mail的內容都很簡短，但大部分還是會「給她我的看法、價值觀或概念，」葉金川舉例說：「美伊戰爭沒有贏家；兩個人打架，沒有人會贏；壞人自然會得到懲罰…。」他甚至幫她和姐姐一起養了兩隻楓葉鼠，從觀察照顧，到一起面對小老鼠的老化和死亡。
葉金川的想法是：價值觀是一點一滴給她，慢慢累積而成，這樣的互動其實會影響孩子的價值觀，而不是上兩堂公民與道德的課就可以把小孩教好。在高談闊論「把孩子教好比教會更重要」的同時，葉金川也身體力行，默默地在做把孩子教好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