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會員專區 登出
首頁 人物報導 醫療公衛 李龍騰》榮譽與使命並肩行

李龍騰》榮譽與使命並肩行

出處/ 2004年4月號/第215期 
採訪整理/
瀏覽數 : 815
收藏 瀏覽數 : 815
李龍騰》榮譽與使命並肩行

做事講求成本效益的李龍騰,曾經成功照顧好台北縣368萬人的健康,一年多前他來到了衛生署,希望讓更多人的健康得到保障,這是公衛人的責任,也是他的挑戰。

 

公衛人的心,總是讓人感覺格外誠懇與樸實,走進衛生署副署長室,見到副署長李龍騰親切的招呼與笑容,彷彿憶起這是哪位老街芳鄰的熟稔問候。採訪的過程中,時而關懷民眾,時而仗義執言,時而感嘆環境的變遷, 2個小時的訪談,在總編輯葉雅馨訪問李龍騰副署長的過程中,可以驗證面對人生中的重大抉擇時,其實是能夠做到平心以待,以大愛的胸懷、堅毅的信念,逐步落實自我的理想。

 

問:接任副署長,以你公衛的專業領域而言,你最想挑戰的是什麼?到目前,哪一項政績讓你最有成就感?

答:首先,我認為公共衛生本身就涵蓋醫療,把公共衛生做好的話,民眾的健康才真正獲得保障,這樣的認知,對於在醫科當老師,或是醫師、外面的開業醫…,恐怕都沒有那麼深刻的體認。

 

我很想把過去10年的經驗融入到署裡面,讓各局處都知道政策是怎麼制訂?行政是怎麼執行?讓直的、橫的聯繫和溝通都可以做得很好,我的理念是1.讓民眾就醫品質和健康都更有保障,2.醫事人員都能獲得合理的報酬。現在每個人都在抱怨錢太少,應該透過機制的運做,讓醫療專業人員都得到合理的給付,都有信心覺得本身的工作有榮譽感,值得人家尊重…,當然,這些都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做出來的,一定要和一級主管溝通,把方案給他們,讓他們思考問題在哪裡。

 

從我到署裡至今一年兩個月,發現同仁已經了解,而且已經訂好計畫、逐步實施。這些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事,和過去不一樣的是,以前同仁不覺得「我是被尊重的」、「我做事有成就感」,在署長領導下及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已經讓大家愈來愈尊重我們,也愈來愈有成就感。如果這也稱得上是政績的話,那可以很肯定的說,我和同仁的互動,比起剛來的時候要好很多。

 

問:你和同仁之間的互動,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答:我剛來的時候,正好是sars流行期間,記得有一次討論到在機場量體溫的事,同仁跟我說:「No,做不到。」我跟他說:「如果是我在當北縣衛生局長期間,你是這樣回答,蘇貞昌縣長會叫你出去,因為他喜歡聽成功的方法,不喜歡聽失敗的理由,我現在告訴你成功的方法,現在是11點半,我下午3點要驗收(我請媒體4點才去拍,那時候已經上軌道),其實,你會做,也懂得怎麼做,只是你有點害怕。」幾次經驗下來,每一個局處室的人慢慢地知道,我不是在罵人,是在告訴你方法,我是在帶領同仁做事的方法,不是在管理人。

 

問:領導統馭的能力是擔任衛生所主任期間磨練出來的嗎?

答:應該說是我從台大住院醫師訓練完了之後,就去雙溪鄉當衛生所主任(1983年10月~1987年6月),我沒有行政經驗,那時候我把家庭全部搬到雙溪去,準備全力以赴,早上7點我打開衛生所的門就開始看門診,掛號、看病、打針、拿藥、結帳…都是由我一個人全包。剛開始時,我的同仁8點半會到已經不錯了,慢慢地,他們會覺得不能讓主任那麼累,所以,會提前在8點、甚至7點50分就到。下班也是,以前都是4點30分、40分就差不多跑光光,但我看門診可能看到晚上6、7點,同仁後來也會待到比較晚。

 

蟯蟲防治也是一個例子。剛到雙溪的時候,看到報表上的感染率每年都是2%,主管的同仁覺得「沒有退步,就是進步」,沒有關注這件事,我看了報表覺得很奇怪,因為包括我的小孩在內都有蟯蟲,就找了一所學校檢查,發現高達47%的學童有一種以上的感染,承辦人員辯稱:「那不是我的錯」,我跟他說:「我知道,我沒有罵你,而是要想辦法。」後來,我就做了3年蟯蟲防治計畫,感染率降到0,而且發現不能只吃一次藥,那篇文章76年發表在中華民國公共衛生醫學會雜誌上,77年之後,再也沒有人會說治療蟯蟲是一次有效的。後來過了10多年,我去台北縣當衛生局長(1999年10月~2003年1月)時,台北市的感染率是4%,全台北縣約8~10%,雙溪那麼落後的地方才3.5%,當時,台北縣包括檢查費、治療費全部加起來,一年要花7千萬元,我就很直接地說:「為什麼國家要花這種不應該花的錢?」我就決定不做檢查,全縣總計30多萬小朋友都吃藥,一顆藥0.6元,一人吃2顆,全部花費不過40萬元,而且,感染率從8.5%降到0.15%,直到現在還是這個數字。

 

問:以前的醫病關係,和時下醫學系學生的觀念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答:我有兩個小孩,一個是北醫牙醫系5年級,一個是中國醫藥學院物理治療系3年級,每週六陪他們看電影的時候,在互動中就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有很大的gap,我覺得走醫師這個行業是在助人,像我現在每週六早上6點半就到台大看門診,因為我是醫師,天職是要解除人家的病痛,而看門診就是解除病痛最直接、迅速、有效的方法。現在的學生卻比較關心做哪一科比較容易賺錢、比較沒有危險,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錯,而是醫政單位沒有好好訓練他們,讓他們願意幫助病人,知道這樣做是有榮譽感的,也讓他們知道這樣做是有代價的。

 

問:對內要帶領署內官員,對外要應付立委、媒體,自嘲是心直口快的人,工作上最讓你困擾的是什麼?你的對策又是什麼?

答:從去年就任以來,我最大的感觸是,中央和地方的媒體差很多。記得我在台北縣當局長期間,媒體朋友常常到我辦公室聊天、話家常,隔天寫出來的報導和我說的話完全相同。到署裡之後,有一次為了鼓勵民眾踴躍通報sars,訂出5000元的通報獎金,當天晚報登出來,就寫「通報獎金五千元,白色恐怖」,我講話的目的在於溝通,可是媒體似乎有意醜化,弄到後來花了一億元買廣告宣導。這一年多以來,我覺得做得還算差強人意,如果有錯的話就道歉,做錯的原因有很多,上下之間沒有溝通好,和民眾、媒體沒溝通好,或是媒體的宣傳不夠,導致政策推動得不夠順暢…,不論原因是什麼,都要盡快加以改進。

 

問:從去年sars的經驗,到今年的禽流感,國內的防疫工作屢遭考驗,你認為政府最需立即加強措施的,是在哪一方面?夏天轉眼將至,腸病毒、甚至sars都有可能捲土從來,政府的防疫目標為何?

答:過去可能除了溝通沒做好之外,另外一個是指揮系統沒有做好。舉例來說,小孩子在學校會唱洗手歌防治腸病毒,可是,為什麼大人還是不洗手,甚至於罵小朋友:「幹麼那麼愛洗手?」所以,應該反過來教大人洗手才對。這就是溝通沒做好。

 

指揮系統的方面,原先我是衝第一線,像sars期間,跨部會的會議、學者會議…都是我在主持。現在我覺得應該分層負責才對,如果是跨縣市的會議應該由衛生署召集;假如是跨部會就應由行政院出面,分配好每個單位要做什麼。最重要是有整套防疫系統、跨部會的機制,還有人員教育訓練制度、薪資保證、和民眾溝通的的方法…,整個公衛系統和醫療系統結合,只要發現疫情,馬上啟動這個機制,社區衛生、全民健康就可以得到完善照顧。

 

問:您非常重視基層醫師的再教育,對於時下基層醫師處處著眼於醫療服務在健保給付上的多寡,而漠視病人的就醫權利,您認為應如何改革?醫師的再教育又該如何推行?

答:台灣沒有辦法實施家庭醫師制度,原因之一是有些醫院沒有落實訓練;第二,基層民眾對基層醫師也沒有信心。

 

要落實基層醫療體系,首先,要請基層醫師來上課,陸續排定課程,教他們糖尿病、心臟血管疾病、肺結核…等常見疾病的照顧訓練,課程完成之後發給證書。接著跟健保局溝通,如果基層醫師加入照顧糖尿病人,健保局每半年送病患到大醫院去做腎臟、檢體、血管、神經的檢定,對於合格病患的醫師,健保局除了檢查診斷,每個人再補助2500元,這麼一來,大家就不會全部擠到大醫院。

 

至於大醫院,就專做大的、難度高的治療,給付2~3倍的錢,消除大醫院「不看門診,醫院會萎縮的疑慮。」就是先讓基層醫師站起來,再來做小醫院的整合、中型醫院的整合…,落實社區醫療群,那麼,目前倒三角形的就醫習慣(大部分病人都擠到醫學中心或大醫院看病),就可以導正回來,變成先到基層診所去看病。

 

問:擔任過基層衛生所主任、主治醫師、院長,乃至於後來的衛生局長、副署長,每一回工作職場的轉換抉擇,您克服心中壓力的關鍵是什麼?

答:任何一次職場轉換,都要經過家人的認同,只要有家人的支持,就能夠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

 

不過,現在在政府單位做事的人,可能也有人和我一樣,發現薪資不足以養家。我記得涂醒哲署長在台北市當局長,要我去當副局長時,曾向我太太保證:「不會比目前少。」我太太就說:「不管你去哪裡,生活上過得去就好了。」一到台北市,才發現哪有20萬(在台大一個月20萬),後來想反正只借調2年,時間一到就可以回台大。哪知道,後來蘇縣長又叫我去當局長,薪資就從15萬再掉到10萬元一個月,那時候我太太嚇壞了,我花了很長時間跟她溝通。我說我是學公共衛生的,把一個縣368萬人的健康照顧好,是很有意義的事。後來她拗不過我,也只好同意了。說實在的,如果沒有家裡的支持,我一個人也做不出什麼名堂。可是現實生活果然是一個問題,每個月的房貸、兩個小孩在念私立大學、生活開銷、寄錢給父親、繳稅…,每個月都透支,所以,我一個月向弟弟借5萬元(不是每個月借,而是半年借一次30萬元),至今借了200萬,我太太也知道這件事,我就跟她說:「要花200萬買一個局長絕對買不到,人家也是看中我的資歷、經驗,讓我有一個空間來發揮,蘇縣長完全授權,人事、財務完全歸我管,上至副局長、下至一個工友,他通通不干涉,我在這裡得到很大的honor。」我太太雖然無奈,最後也支持我。

 

問:談到素養、素質的問題,您覺得如何培養一個年輕人成為優秀的政務官?

答:個人認同很重要,做為醫和衛的政務官,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讓全民健康,包括醫療品質、公衛品質,而且不能受任何環境的影響,不能受任何人的打擊,堅持下去。我現在每週六還回台大看門診,就是讓我的醫療技術還維持著,如果生態讓我無法堅持理念,我還可以回去看門診。

 

我講一個好玩的故事,有一次,一位民代在台大急診室,我接獲訊息要我前去關切,於是我就趕過去。到了急診室門口,我兒子打電話給我,說他女朋友跑了,想跳樓。我就在掙扎要救兒子,還是那位民代,後來我想,那位民代有專業醫師在照顧他,我就去和兒子溝通。我跟他說起,大學時期的我長得又乾、又瘦、又黑,唱歌只會唱台語歌,追女朋友沒有一次成功,像有一次,我發現一位社團的女生剛好是同鄉,蠻順眼的,就很想追,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開口說:「請妳看電影好不好?」可是,她卻冷冷地回答:「我沒空。」我就反問兒子:「你聽了會怎樣?」我兒子說:「不理她。」我就說:「對呀!不理她,我也沒臉皮再去理她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選擇從事醫事工作,目的是要救人,如果這一跳下去,理想不就沒了,所以,感情先擺在一邊,我兒子也覺得爸爸講得有道理。我一直覺得,年輕這一代學醫的不太有認同感。

 

問:關於日益嚴重的精神問題,像是自殺、憂鬱症…的防治工作,衛生署有沒有具體的計畫?

答:從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過程中,社會變化的速度太快,單靠宗教來安撫人心,或是靠教育的力量讓壓力源降低,都是不夠的,醫政處也沒料到問題會這麼嚴重,那麼,這個課題該由誰來做?

 

如果沒有收入的話,誰願意做?就算是有預算,也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像是毒品的問題,就只有公家機關、署立醫院來做,若是人力不夠,署立醫院的內科醫師就可以支援;擔心病人會自殺、打人,警政署派人來;預算不夠,可以向法務部申請…。精神疾病的防治也是一樣,現在已經定了五年防治計畫,大家可以集思廣益一起想想該怎麼做。我最討厭有的單位編預算缺乏新意,去年編1億,今年提高10%,事實上,預算編多少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明年重點計畫是什麼,需要多少人、機構和設備…,只要合理,就算是5年編10億,我也會支持你。現在要在各縣市成立自殺防治小組,需要設置網路、設計教育課程,但是全國只有一千多位精神科醫師,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都市地區,很少在鄉下,所以要協調基層醫師、護理人員一起來做,計畫寫出來、預算編出來,我就會從旁協助。我在想,要做自殺防治、憂鬱症防治也不難,預算編下來,就可以請精神醫學會來協助訓練,支付講師費給他們,他們也願意負責授課。

 

反觀有些單位,不了解政府施政的重點,提出重疊的計畫,徒然浪費資源,我就不會支持。

 

問:在醫師、教育、行政等體系中,曾經看到哪些事情是讓你很exciting的事?

答:流眼淚的次數,幾乎每年都有,我常在想:如果社會上多一點這樣的人該有多好?像是去年sars期間,當大家恨不得往外跑時,葉金川(董氏基金會執行長)卻自願進去和平醫院,我就打了電話給他,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當時他已經離開這個體系,卻還肯回來幫市立醫院的忙,我的感受很深,覺得多一些這種人,這社會就會比較和諧,沒那麼多紛紛擾擾的事了。

 

後來李明亮在討論誰該受獎時,我特別提出來「除了葉金川之外,還有護理人員也要鼓勵」,當他問起名單時,我就出去打電話給葉執行長,問他:「誰做得最好?」我覺得他在裡面所看到的才是事實,才是最直接的,然後就跟李明亮說:「我剛剛聽我朋友說,該受獎的是……」我沒說那個朋友就是葉金川。

 

不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我覺得人生過程中還是經常碰到一些很令人振奮的事,這些事情是社會向上提升很重要的關鍵。

相關文章 Related posts